永利皇宫- 永利皇宫官网- 娱乐城APP车间大姐给我介绍姑娘没想被她嫌弃矮多年后我逆风翻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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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王姐眼睛瞪得溜圆，上上下下打量我，那眼神跟审贼似的，末了，她一拍大腿，声音震得整个换衣间嗡嗡响：“瞧你这德行！二十三的大小伙子了，天天除了跟机器打交道，脑子里就没点别的事？我跟你说，我老家有个侄女，叫刘雅，在百货大楼卖化妆品的，那姑娘，长得叫一个俊！我把她介绍给你，这周末就见个面！”

　　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脸上挤出的笑比哭还难看：“王姐，您就别费心了，我……我这条件，还是算了吧。”

　　“什么条件不条件的！”王姐不依不饶，唾沫星子都快喷到我脸上，“你不就个子矮点嘛，可你手艺好啊！咱们厂里哪个机器不认你？人又老实，不抽烟不喝酒，这么好的小伙子打着灯笼都难找！我跟你说，这事就这么定了！你要是敢放我鸽子，看我下回不把你那套宝贝扳手给你藏起来！”

　　王姐风风火火地走了，留我一个人在原地发愣。我低头看看自己满是机油味的手，又想起镜子里那张平平无奇的脸，和那永远定格在一米六五的身高，心里一阵发苦。

　　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前面三次相亲，姑娘们一看到我这身高，连茶都不愿意多喝一口，客气点的说句“不合适”，不客气的眼神里就明晃晃写着“嫌弃”两个字。

　　这次……会不一样吗？我心里没底，但王姐的火爆脾气我是知道的，不去，那套吃饭的家伙什可能真就没了。一个念头忽然冒出来：万一，这次的姑娘不介意呢？

　　一九九七年的春天，风里还带着点料峭的寒意，但国营纺织厂的车间里却永远是闷热的。巨大的织布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，空气中弥漫着棉絮和机油混合的独特气味。我叫林峰，是厂里的一名维修工。这份工作，说好听点是技术工种，说难听点，就是个浑身油污的“机器郎中”。

　　我每天穿着蓝色的工装，在迷宫一样的车间里穿梭。哪台机器“生病”了，我就得第一时间赶过去。我的工具箱里，扳手、螺丝刀、万用表，比我的全部家当都金贵。手上的老茧和洗不掉的黑色油渍，是我工作的勋章，也是我自卑的根源。

　　厂里的工友大多是四五十岁的大姐，她们看我就像看自己的子侄辈，平时没少照顾我。王姐就是其中最热心的一个。她是我们车间的“妇女主任”，虽然没有这个官职，但大小事务都归她管，尤其是年轻人的终身大事。

　　自从那天在更衣室被王姐“逼上梁山”，我这心里就七上八下的。一方面，我对相亲这事已经有了心理阴影，那种被人从头到脚审视，最后因为身高被一票否决的滋味，比挨一顿打还难受。另一方面，王姐嘴里的那个刘雅，又确实勾起了我的一丝幻想。

　　“百货大楼卖化妆品的”，在那个年代，这几个字就代表着时髦、漂亮、有见识。百货大楼是全城最繁华的地方，能在那儿当售货员，尤其是化妆品柜台的，那都是百里挑一的俏姑娘。她们穿着统一的制服，化着精致的妆，说话细声细气，是当时很多厂里小伙子的梦中情人。

　　我这样的人，能跟那样的姑娘扯上关系吗？我对着宿舍里那面花了五块钱买来的小镜子照了又照。镜子里的人，皮肤因为常年不见光而有些苍白，眼睛倒是挺亮，但整体看上去，就是一副不起眼的模样。我踮起脚尖，使劲挺直了腰板，还是觉得没什么底气。

　　接下来的几天，车间的工友们都知道了王姐给我介绍对象的事，见了我都挤眉弄眼地开玩笑。

　　我被他们说得脸红一阵白一阵，只能埋头干活。王姐更是尽心尽力，下班后还特意跑来我的宿舍，检查我的“行头”。

　　“这件衬衫不行，领子都磨边了！”她把我压箱底的一件白衬衫拎出来，眉头皱成了疙瘩。

　　最后，她不由分说，从兜里掏出五十块钱拍在我桌上：“明天去供销社，买件新的‘的确良’衬衫，再买条藏青色的西裤！钱算我借你的，等你发了工资再还！”

　　我推辞不过，只好收下。那五十块钱，沉甸甸的，是我当时一个星期还多的伙食费。为了这次相亲，王姐是下了血本，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。

　　星期六晚上，我几乎一夜没睡。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明天见面的场景。该说什么开场白？要不要介绍我的工作？她会问我多高吗？我要是说一米六五，她会不会立刻就走？

　　星期天的上午，阳光明媚。人民公园里到处是出来散步的市民。我按照王姐说的，提前半个小时就到了约定的那座小石桥。

　　我穿上了王姐“赞助”的新衣裳。白色的“的确良”衬衫在阳光下有些晃眼，藏青色的西裤笔挺。脚上的皮鞋是我头天晚上用鞋油反复擦了三遍的，亮得能照出人影。为了让自己看起来高一点，我还偷偷在鞋里垫了层厚厚的鞋垫。尽管如此，我心里还是虚得厉害。

　　我在桥上踱来踱去，手心紧张得全是汗。每次有年轻姑娘走近，我的心都会猛地一跳，然后又在看清不是她之后，重重地落回原地。

　　约定的时间快到了，我远远地看见王姐的身影出现在公园门口，她身边还跟着一个穿着碎花连衣裙的姑娘。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。

　　她烫着一头当时最时髦的浪卷发，随着走路的姿势，发梢在肩头俏皮地弹动。一身淡黄色的碎花连衣裙，收腰的设计勾勒出纤细的腰身。脚上踩着一双白色的高跟凉鞋，每走一步，都透着一股城里姑娘独有的自信和精致。她脸上化着淡妆，嘴唇是亮晶晶的粉色，整个人就像是从画报里走出来的一样。

　　我赶紧迎了上去，紧张得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。我努力挤出一个自认为最和善的笑容：“王姐，你们来了。”

　　我的目光和刘雅的目光在空中相遇。她原本带着一丝好奇打量着周围的眼神，在落到我身上时，明显地停滞了一下。那一秒钟，我清晰地看到她眼中闪过一丝错愕，随即转为一种掩饰不住的失望。那眼神，像一根细细的针，轻轻地扎在了我的心上。

　　刘雅的目光从我的头顶扫到我的脚底，然后又快速地移开。她没有伸手，只是敷衍地点了点头，嘴角微微撇了一下。

　　“你就是林峰？”她开口了，声音清脆，但语气里那股子审视和挑剔，让我无所遁形。

　　我站直了身体，却绝望地发现，穿着高跟鞋的她，竟然比我还高出了小半个头。那双鞋跟，像是踩在了我的自尊上。

　　气氛瞬间变得尴尬起来。王姐显然也察觉到了，她赶紧打圆场：“雅雅，你别看小林话不多，人可好了！手艺顶呱呱，咱们厂里那些德国进口的机器坏了，都得请他出马！是咱们厂的技术骨干！”

　　王姐把我的优点一股脑地往外倒，试图挽回局面。可刘雅的注意力根本不在这些话上。她的眼神飘忽，落在公园里那些成双成对、身高般配的情侣身上，脸上的不耐烦越来越明显。

　　“王姨，”她忽然开口，打断了王姐的话，“真不好意思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店里下午还有点事，我得赶紧回去一趟。”

　　“真的有急事，下次吧，下次再说。”刘雅挣开王姐的手，头也不回地朝公园门口走去。

　　就在她与我擦肩而过的时候，我清晰地听见她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的音量，小声地嘀咕了一句：

　　那句话像一道惊雷，在我脑子里炸开。我整个人僵在原地，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。所有的紧张、期待、自卑，在这一刻，都化作了铺天盖地的羞辱感。

　　王姐的脸涨成了猪肝色，她看着我，嘴唇哆嗦着，想说些什么来安慰我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
　　我深吸一口气，对着王姐摆了摆手，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：“姐，没事，我习惯了。”

　　说完，我没有再看王姐一眼，转身朝着与刘雅相反的方向走去。我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，也不知道走到了哪里。等我回过神来，已经坐在了公园一个偏僻角落的长椅上。

　　太阳慢慢西斜，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我看着公园里来来往往的人，那些手牵着手的情侣，那些依偎在一起的身影，每看到一对，心里就多一分憋屈。

　　为什么？就因为我矮吗？我的技术，我的老实，我的努力，在身高面前，就这么一文不值？刘雅那不屑的眼神和那句轻飘飘的“丢人”，像烙铁一样，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里。

　　那天，我一个人在公园坐到了天黑，直到最后一盏路灯亮起，才拖着麻木的身体回了宿舍。那件崭新的“的确良”衬衫，被我脱下来，揉成一团，塞进了床底下最深的角落。

　　被刘雅羞辱之后，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抬不起头来。在车间里碰见王姐，两个人也只是尴尬地点点头，谁也不再提那件事。工友们的玩笑话也消失了，大家看我的眼神里，多了几分同情。这种同情，有时候比嘲笑更让我难受。

　　日子在机器的轰鸣声中一天天过去。一九九八年，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，也吹进了我们这个老旧的国营纺织厂。只不过，这阵风对我们来说，更像是凛冽的寒流。

　　厂里的效益肉眼可见地滑坡。仓库里堆积如山的布匹卖不出去，订单越来越少，机器开动的日子也越来越短。以前是三班倒，人歇机器不歇；后来是两班倒；再后来，上一天休一天。车间里开始弥漫着一股不安的气氛。

　　“下岗”这个词，从最初的遥远传闻，变成了悬在每个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

　　第一批下岗名单公布的时候，整个厂区都炸了锅。名单上大多是些年纪大的、没什么技术的辅助工。他们哭过，闹过，最后还是只能拿着一笔微薄的费，离开了工作半辈子的工厂。

　　我因为技术还算过硬，暂时保住了饭碗。但工资却从原来每月雷打不动的四百块，降到了三百，又降到了二百。二百块钱，除了吃饭和日常开销，几乎剩不下什么。

　　车间里的人越来越少。以前热闹的休息室，现在总是空荡荡的。昔日的工友，有的在街边摆起了地摊，卖袜子和裤头；有的去给私人老板的工厂当了保安；还有的，干脆回了乡下老家。

　　王姐也走了。她选择了，准备和丈夫一起回农村老家养老。她走的那天，特意来找我告别。看着我，她满脸都是愧疚：“小林，那次的事，是姨对不住你……姨当时也是好心，没想到……”

　　“唉，”她叹了口气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，硬塞到我手里，“这里面是两百块钱，你拿着。以后一个人在城里，多保重。别嫌少，是姐的一点心意。”

　　我捏着那个还带着体温的布包，眼圈一下子就红了。我把钱推回去：“姐，我不能要。你回老家也需要钱。”

　　我们推搡了半天，最后我还是没能拗过她。王姐拍拍我的肩膀，说：“小林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以后肯定会有出息的。别让任何人看扁了！”

　　送走王姐，我一个人站在厂门口，看着她远去的背影，心里空落落的。这个曾经像家一样的地方，正在一点点地瓦解。

　　也是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心里那股被刘雅刺激出的不甘和憋屈，开始转化成一种强烈的危机感。我不能再这样混下去了。工厂这艘破船，说沉就沉，我必须在它沉没之前，为自己找好一条救生艇。

　　那段时间，我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看不懂的决定。我用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几百块钱，报名了一个夜校的电器维修班。

　　每天下班后，当宿舍的工友们聚在一起打牌、喝酒、抱怨时局的时候，我就一个人骑着那辆破旧的“永久”牌自行车，赶十几里路去市里的职业学校上课。

　　夜校的教室里，坐着和我一样对未来感到迷茫的人。老师在讲台上讲着电路图、电阻、电容，我像一块干涸的海绵，拼命地吸收着这些全新的知识。我花了半年的工资，托人从省城买回来一本厚厚的《家电维修从入门到精通》，每天晚上回到宿舍，就在那盏昏黄的台灯下，一页一页地啃。

　　宿舍里的人都笑我：“林峰，你魔怔了吧？厂子都快倒闭了，你还学这个干啥？有啥用？”

　　我没有跟他们争辩。我只是默默地把电路板和万用表收好，心里却比谁都清楚，这可能就是我唯一的出路。我忘不了刘雅那嫌弃的眼神，也忘不了王姐临走时那句“别让人看扁了”。我发了狠，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。

　　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多。我白天在纺织厂维修那些老掉牙的织布机，晚上就钻研电视机、洗衣机、电风扇的内部构造。我的手上，旧的机油味还没散去，又添上了松香和焊锡的味道。

　　一纸通告贴在了厂门口的公告栏上，宣告了这家有着几十年历史的国营纺织厂，正式破产。

　　拿到三千块费的那天，天空是灰蒙蒙的。我最后一次走出工厂的大门，回头看着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和门楣上褪色的厂名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这里有我的青春，我的汗水，也承载着我最不堪的羞辱。

　　我捏紧了口袋里那三千块钱，还有那本被我翻得卷了边的《家电维修从入门到精通》。我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，深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。我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我的人生，要靠我自己重新开始了。那个因为身高被嫌弃的屈辱，像一根刺，扎在我心底最深处，时时刻刻提醒着我，不能倒下，只能往前。

　　二零零零年初，新世纪的钟声刚刚敲响，整个城市都洋溢着一种新旧交替的勃勃生机。对于失业的我来说，这份生机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

　　我揣着那三千块钱的买断费，在城里转悠了好几天。住的地方是没了，幸好夜校的一个同学也是单身汉，租了个单间，暂时收留了我。可总不能一直赖着人家。

　　我用买断费里的一小部分，在南郊的农贸市场租下了一个角落里的摊位。市场里人声鼎沸，卖菜的吆喝声、剁肉的哐哐声、讨价还价的争吵声混杂在一起。我的摊位就在一个卖咸菜的旁边，一股浓郁的酱菜味儿直往鼻子里钻。

　　我扯了块红布，用白油漆歪歪扭扭地写上“家电维修”四个大字，旁边还加了一行小字：“专修彩电、冰箱、洗衣机、收录机”。然后，把我的工具箱一摆，就算开张了。

　　万事开头难。最开始的一个星期，几乎无人问津。市场里的人来来往往，偶尔有人好奇地看一眼我的摊子，但大多是摇摇头就走了。他们宁愿相信那些有门面的店铺，也不相信我这个看起来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。

　　那几天，我每天从天亮坐到天黑，心里又急又慌。带来的干粮啃完了，钱也快花光了。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，生意上门了。

　　那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，她抱着一台吱嘎作响的旧电风扇，小心翼翼地问我：“小伙子，这个……还能修吗？”

　　我一看那电风扇，是“骆驼”牌的，起码有十几年历史了，外壳都泛黄了。我接过来，插上电，风扇的扇叶挣扎着转了两下，就彻底不动了。

　　“能修，大娘，您放心。”我立刻来了精神，把工具箱打开，当着老太太的面就开始拆解。

　　其实只是里面的一个电容坏了，再加上线路老化接触不良。我换了个电容，把线路重新焊接好，又顺手给电机上了点润滑油，清除了里面的灰尘。忙活了将近两个小时，那台老风扇竟然奇迹般地重新呼呼转了起来，风力比之前还足。

　　我看着她布满皱纹的脸和朴素的衣着，想了想说：“大娘，这风扇也老了，换的零件不值钱，您给五块钱手工费就行了。”

　　“五块？这么便宜？”老太太很惊讶。她说她之前问过家电城里的师傅，人家一听是这种老古董，开口就要五十，还说不一定能修好。

　　没想到，这个只收了五块钱的生意，成了我的转机。那位老太太简直就是我的“义务宣传员”，她逢人就夸：“农贸市场那个角落里有个修电器的小伙子，手艺好得很，收费还便宜得不得了！”

　　一传十，十传百。慢慢地，找我修电器的人多了起来。从电饭煲、收录机，到洗衣机、大彩电。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空白：那个年代，家电开始普及到千家万户，但是专业的售后服务却严重滞后。很多人的电器坏了，都不知道该往哪里送修，大商场的维修部收费又高得吓人。

　　我的摊位前，渐渐排起了队。我每天从早忙到晚，手上沾满了焊锡和灰尘，但心里却无比踏实。每一分赚来的钱，都是靠我的手艺和汗水换来的，这种感觉，比在工厂里领死工资要痛快得多。

　　二零零一年，靠着摆摊积攒下的一万多块钱，我做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。我在一个老居民区租下了一间二十平米的小门面，扯下了那块红布，换上了一块崭新的招牌——“精诚家电维修中心”。

　　有了固定的门面，我的生意更上一层楼。我不光修，还从二手市场淘换一些旧电器，翻新之后再卖出去，利润相当可观。我每天骑着一辆二手三轮车，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，上门为人维修。虽然辛苦，但看着存折上的数字一点点增加，我觉得一切都值了。

　　生意最好的时候，我一天能赚到过去在工厂一个月的工资。我不再是那个畏畏缩缩、因为身高而自卑的林峰了。每天跟形形的顾客打交道，我的话也多了起来，人也变得自信、干练。

　　有一天，一个穿着笔挺西装、提着公文包的中年男人走进了我的小店。他看了一圈我正在维修的电器，又看了看墙上挂着的我的营业执照和技术资格证，最后目光落在我身上。

　　我愣了一下，这是第一次有人叫我“老板”。我点点头：“是我，您有什么事？”

　　“我姓张，是‘长虹’家电的区域批发商。”他递过来一张名片，“我们最近在开拓市场，铺了不少货出去，但是售后维修一直是个大问题。我观察你好几天了，看你手艺不错，人也实在。想问问你，有没有兴趣跟我们合作，成为我们指定的特约维修点？”

　　我接过那张烫金的名片，心脏不争气地狂跳起来。我死死地抓住这个从天而降的机会，跟他从下午一直谈到晚上。我把我对维修市场的理解、我的技术优势、我的服务理念，毫无保留地讲给他听。

　　最终，我用我的专业和诚恳，打动了他。我们签下了第一份合作协议。这意味着，我的小维修店，跟大品牌挂上了钩，我的生意，将要迈上一个全新的台阶。

　　日子就像上了发条，忙碌而充实。我雇了两个徒弟，把店面也扩大了一倍。从一个人的小打小闹，变成了初具规模的维修中心。我买了人生中第一部手机，是那种厚得像砖头一样的摩托罗拉。当我在电话里跟客户敲定上门时间时，我觉得自己跟过去那个在车间里抬不起头的维修工，已经判若两人。

　　那天店里特别忙，我送走最后一个客户，正准备拉下卷帘门，店门却被人从外面轻轻推开了一道缝。

　　“马上关门了，有什么事明天再来吧。”我头也没抬，一边收拾着桌上的工具一边说。

　　“师傅，求求您了，就看一眼，我的电饭煲坏了，家里孩子还等着吃饭呢……”那声音带着一丝哭腔。

　　门口站着一个女人，背着光，看不清脸。她手里紧紧拎着一个旧款的电饭煲，显得局促不安。

　　她走了进来，站到柜台前，把电饭煲放在台面上。店里的白炽灯光照在她脸上，我整个人瞬间愣住了。

　　那是一张憔悴、蜡黄的脸。头发随意地扎在脑后，几缕乱发贴在额角，眼角已经有了细细的纹路。她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外套，整个人都透着一股被生活磋磨过的疲惫。

　　她完全没有了当年在人民公园里那种光鲜亮丽的模样，像是瞬间从云端跌落到了泥潭里。

　　她低着头，不敢看我，只是盯着那个坏掉的电饭煲。显然，她根本没有认出我来，只是把穿着一身工装的我，当成了一个普通的维修师傅。

　　我盯着她看了足足有十几秒，心里翻江倒海。有震惊，有错愕，有一闪而过的快意，但更多的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滋味。

　　我的沉默让她更加不安，她小声说：“师傅，是不是……是不是修不了？那……那我拿走好了。”